或许是从这个节点起，姚晨开始更主动地做选择，即便选择的结果，并不一定符合世俗意义中的成功。

截至发稿前，《三贵情史》的票房不足500万，在商业表现上不算成功。但在这部电影里，姚晨参与了一位青年导演的成长，演到了她一直想演的“巫婆”角色，收获了从影以来最喜欢的造型，还为自己“是否依旧相信真爱”找到了答案。

曾经的姚晨觉得，自己的人生“总在被一股力量左右”，而现在的她，似乎正逐渐成为这种力量本身。

童话

1986年，郑渊洁写了童话故事《红沙发音乐城》，皮皮鲁和鲁西西在自己家里的沙发中发现了一座音乐城。

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姚晨，看过这个童话后，拿剪刀割开了家里的沙发，希望能在里面找到那座故事里的音乐城。

时间一晃来到2023年，姚晨选择拍摄一部名为《三贵情史》的童话故事。故事里同样有一座音乐城，名叫“白石城”，那里飘出的旋律，让主角三贵选择停留，解除诅咒，最后找到了真爱。

在这个故事里，姚晨饰演的角色是“巫婆”霞姐，这是她一直想演的角色。

她对自己的新造型很满意，一头乱蓬蓬而卷曲的长发，过分苍白的脸和乌青的黑眼圈，这是姚晨“从影至今最喜爱的造型”。在拍摄的间隙，她会顶着这个造型，“拖着步子在棚里游荡，想恶作剧吓唬谁一下。”

首映礼时，俞白眉受邀来到现场。“大姚跟我说让我来看个童话，没想到还真是个童话。”

《三贵情史》不仅是童话，讲的还是有关真爱的故事。过去我们熟悉的、“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”的标准童话结局，已经被解构成专属于“恋爱脑”的糖衣炮弹，结局后的故事，沉重到无法被童话所承载。围绕成年人展开的热门话题，也大都与忙碌的工作和高压下的逃离有关。

或许是有关真爱的表达，在当下这个时代已然是稀缺产物，《三贵情史》才让姚晨感到特别。“现在说‘相信真爱’，很多人会觉得很傻，甚至有点蠢，我真的有看到类似的评论，说‘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在呼吁说要相信真爱’。”

把一个讲述真爱的童话故事拍成一部电影，重要的是“找到相信它的一群人”。

“感觉是一群‘大小孩儿’的一场冒险之旅。”在《三贵情史》的开机仪式上，姚晨说：“对于创作者来讲，未知永远是最令人兴奋的部分，很高兴能遇到和我一样喜欢冒险的伙伴。”

《三贵情史》是个年轻的剧组，导演刘斯逸是崭露头角的青年导演，演员胡先煦、周依然和周也，都是95后甚至00后的演员。“如果不算制片人佳姐的话，我可能是（整个剧组）最成熟、最年长的了，我愿意选择这个项目，也是因为我和大家一样相信。”

“可能爱情已经不是我现阶段唯一的目标了，但我还是会被这些天真的感情打动，”这种感觉让姚晨感到很欣慰，“我内心有一部分还是保存得非常好，没有被现实侵蚀或消磨掉。”

对姚晨而言，选择接演《三贵情史》，并为它做监制，同样是一个“天真”的决定。此前，这个项目曾经历过不少坎坷。奇幻童话的类型在国内电影市场上十分稀有，很难通过剧本想象出成片的样子，更没法判断投资回报率。这类电影，无论是找投资还是找演员都很困难，《三贵情史》碰了很多壁，才来到姚晨的面前。

很多时候，成年人不被允许天真。社会对成年人的要求，大多是天真的反义词。但姚晨心里始终记着小时候那个被割开的红沙发。

演员这个特殊的职业，赋予了她更敏锐的感知力，或者说她有意识地保护自己心里那块敏感的部分，以此来与这个世界产生更紧密的链接。

姚晨的记忆也带有这种天真的感知。

她在今年戛纳印象最深刻的场景，是刚抵达那天的凌晨。“其他人都还在睡，我一个人醒了，坐在我们租的公寓的小沙发上。我们住的是阁楼，屋顶是斜角的，雨噼里啪啦地打在屋顶上，打在窗户上。”

或许很多年过去后，记忆里的对白会模糊，信息会失准，但画面和感受却会“像电影画面一样印在脑海里”，作为活过的证据，哪怕它们都太过天真。

冒险

虽然姚晨不愿意将孩子的出生和她的职业转向完全挂钩，但她也无法否认，生育确实对女性造成了某些“破坏”，特别是在很快地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，姚晨明显地感觉到，“生理和心理上的压力都变大了。”

这种压力，一部分来自于对自己职业的不确定性。虽然还是有剧本找过来，但姚晨却发现，当她拥有了新的生命体验，也终于有能力去诠释和探索更有深度的人物时，却鲜有角色能够满足她的期待，市面上太缺少为她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书写的剧本。

另一部分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。生完二胎后，姚晨工作室的员工除了经纪人外，都选择了离开。

“他们都是年轻人，需要成长，发展自己的事业，需要去体验职业给他们带来的幸福感。”姚晨完全能够理解这种决定，还开玩笑地说，“可能在一个‘老在生小孩的女艺人’这里，就算再有感情，也难免会摇摆。”

后来姚晨发现，她喜欢的很多国外的演员，特别是女演员，也面临相似的困境。她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，是成立自己的公司并且担任制片人，以此来满足自身对于影视表达的追求。比如桑德拉·布洛克，就是在90年代末组建了自己的公司，开始尝试制片人工作。

桑德拉·布洛克

姚晨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天。她租了一个两层的小楼，下定决心要“大干一场”。“那天阳光灿烂的，外面还有绿植，阳光透过绿植照进那间小屋子，我们几个站在空荡荡的小楼里。”——当时公司的人员构成是五个老板，还没有员工。

2016年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说是一个拐点。自2003年启动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，电影市场就一直处在飞速扩张的阶段，每年的总票房增幅都在25%以上，并在2015年首次突破400亿，同比增长了48.7%。这一增幅在2016年跌至3.73%，增速明显放缓，市场急速降温。

坏兔子影业正是在这一年成立，错过了高速发展的行业环境，又在三年后遇到了疫情。

公司出品的电影数量不算多，其中票房最高的是2018年上映的《找到你》，2.85亿。当时，公司CEO刘辉很看好这个项目，问姚晨是否可以加入出品，她觉得这样的题材票房可能不会好，于是回答他：“可以，但少投一点吧。”

这次之后，姚晨发现自己“没有做生意的天分”。她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，成立公司的初衷，是想“做点儿自己喜欢的东西”，甚至是一种“直觉”。《脐带》的首映礼上，姚晨说，“《脐带》肯定不是商业大片，挣钱卖座也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。但直到影片开始面向市场，我们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多么任性的事情。”

或许是因为这种“任性”，在内容的选择上，坏兔子一直有着区别于其他影视公司的“独立气质”。像是《三贵情史》这样在商业表现上不被看好的项目类型，对姚晨而言却是难得可贵的、能够承载自己表达的作品。

在《三贵情史》的首映礼上，她监制的前两部电影《送我上青云》和《脐带》的导演，滕丛丛和乔思雪，都来到了现场。

《送我上青云》姚晨饰演“盛男”

姚晨觉得时间过得太快。“我看着她们坐在台下，那一刻好感慨，瞬间就穿越回了几年前。”

结束后，她给滕丛丛发微信，说“特别感谢你能来”，滕丛丛开玩笑地说，“我就是第一个被大姚扶持的女导演。”

决定给《送我上青云》监制前，第一次做项目的姚晨，和第一次做导演的滕丛丛一样紧张。

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，是找到让两个人能够有效沟通的办法。“从维护导演权威性的角度上讲，如果我是作为演员跟她沟通，她可能心理上会有种压迫感。如果我是以一个负责艺术方向把控的身份的话，她会好接受很多。”

就这样，姚晨成为了《送我上青云》的监制。她用“相互对立又彼此依赖”来形容两人当时的关系，会为了很多事情争执，互不相让，甚至“恨不得把对方拉黑”，但又是并肩作战的战友，有着语言难以形容的亲近感。

距离《送我上青云》开机，已经过去快六年的时间。有时候回想那段经历，姚晨会觉得有些歉疚，“如果现在的我再去做《青云》，可能能做得更好一些，能帮她（滕丛丛）更接近她想要的东西。”

但那种青涩而真挚的感情，同样是不可复制、无法替代的。在贵州一起等过一场大雾的记忆，有着无法被磨除的深刻感。“大家像战友一样一起战斗，是很刻骨铭心的创作过程。”

到了《三贵情史》，姚晨依旧对过程记忆深刻。首映后，姚晨翻看自己在《三贵情史》开机时发的那条朋友圈，发布时间是2021年1月23日。那种对时间飞逝的感慨再次出现了，仿佛“一下子就走到了今天”。

第一次看到《三贵情史》的剧本时，姚晨一度被感动到落泪。但前两部影片积累的监制经验在感性之外提醒着她，当故事将要成为一部电影时，应该要考虑更多。

看过剧本后，姚晨约导演刘斯逸和制片人付佳在她的办公室见面。刘斯逸准备了一份PPT，当中包括《三贵情史》的场景图，几个取景地的实景图，重要人物的形象设计等等。

听完刘斯逸的介绍后，姚晨决定加入这个团队。不仅是以演员的身份，还同时担任监制工作。

对姚晨来说，这不是可以“随口答应”的事，而是一句郑重的许诺。和出演一个角色相比，以监制的身份参与到一部电影中去，意味着她将付出更多心血，背负更多责任，要和这部电影共进退，无论它未来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。

或许姚晨选择做监制的出发点，是为了“自救”，但当同行者越来越多地加入到这个行列时，“自救”行为的本身，已经拥有了新的价值。

源点

在《三贵情史》进入宣传期的那段时间，姚晨同时在为自己的新剧《以美之名》做准备。

这是一部聚焦医美行业的剧，她解锁的新角色，是一名整形医生。为此，她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“体验生活”，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整形医院和诊所，和这些行业的人聊天。

说起最近在做的事情时，姚晨肉眼可见地兴奋了起来，进入了“聊表演”的愉悦时刻，就连语气助词都变多了。“我又进入了体验生活的阶段，这是创作最开心的一段时间，因为可以借机见到很多平时接触不到的人和职业，哇！真的见识到了很多。”

姚晨出演过的角色其实并不多，主演的更少。自2002年出道至今，在她参演的23部电视剧里，担任主演的不超过10部。

《武林外传》《潜伏》《都挺好》

在整个演员序列里，这样的频率并不算高。就连姚晨自己也说，“可能对很多人来说，8年20部才是正常的。”

一部分原因在于，姚晨在意自己的每个角色是否有变化，如果只是一部接着一部地去拍，她无法判断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。虽然每次结束一部戏后，身边都会有人跟她说，应该赶紧接下一部，不能一直等待。但她会反复问自己：“我还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”

除了谨慎地选择，姚晨还习惯跟每个角色较劲。她需要更长的时间，为每个角色做好万全的准备。

在《送我上青云》里，姚晨演一位记者。她找到身边做过记者的朋友们，想要尽可能地了解记者的工作细节，包括出差时穿什么衣服、遇到门卫阻拦时该如何应对；《都挺好》里，姚晨要演一位销售总监，在开机前她提前去了苏州，和当地几家工厂的销售总监一起吃饭、喝酒和聊天。

去年播出的《摇滚狂花》里，姚晨饰演一名女子乐队的主唱。在为这部戏做准备时，她结识了很多搞摇滚的朋友，现在还会偶尔在朋友圈互动。

“这次又认识很多有意思的医生。这是人类最迷人的地方，每个人都完全不一样，都好有个性。”姚晨思索了一瞬，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形容词，“好玩，这个过程是很好玩的。”

除了拓展自身的生命体验，表达是姚晨在演员这个职业当中所找到的重要锚点。

在43岁这一年选择拍一部与“美”有关的作品，是姚晨对这一命题的再思考。比起其他直面生死的医生，整形医生解决的好像都是一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问题，“但是美真的无关紧要吗？”

“美是很重要的，但在这部剧里，我还想试着往前再迈一步。”姚晨抛出这个问题，然后又马上给出答案，“不是有种说法叫‘服美役’吗？很多人在为美受苦，但我们在意的美，到底是谁来制定标准？”

小时候的姚晨，曾因为“嘴太大”而让父亲忧心忡忡，告诉她“笑的时候要抿嘴”；在舞蹈学院附中时，因为“身材太丰满”，她觉得自己显得格格不入，也不像其他人一样有着标准的“东方美”的长相；在《十三邀》中，姚晨回忆起自己看到安妮·莱柏维兹给她拍的那张照片时，第一反应是“好难看啊”，后来才发现，是因为看久了自己的时尚照片，突然却看见一个“这样的自己”，有些不适应。

这些与“美”的定义有关的记忆碎片，散落在姚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。而现在的姚晨，终于有机会，也有能力和阅历，通过演员这个职业所赋予她的力量，去思考和尝试解决这个曾经或许困扰过她的命题。

在成立公司后，有很多人跑来问姚晨，是不是想转型幕后，或者去做导演，她的答案永远是否定的。

“导演这个工作在我看来很无聊，但是有导演天赋的人，一定会觉得导演是个有趣的工作，但我却很难这么想。就像在很多人眼里，演员这个职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哭一哭、笑一笑。”

姚晨现在偶尔还是会跟身边有类似观点的朋友据理力争，反复地告诉他们，“表演是一门艺术，表演的门槛远远比你们想象的要高，表演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”在聊天时，她会下意识地将演员称为“主业”。

在去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天，到宿舍后，大家在讨论梦想，姚晨轻声地站在旁边说，她的梦想是成为一位“伟大的演员”。在出道这二十多年来，姚晨没有一刻忘记过这句话，哪怕她曾经陷入过“没有代表作”的外界争议与自我挣扎，也曾问过自己，“是不是我不适合做演员啊？”

年轻人总喜欢将“热爱”挂在嘴边，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，未来将会为了这份热爱承受和放弃什么。

但在经历过无数次挣扎、怀疑与痛苦后，姚晨完成了对自我的确认。“我今年43岁。当我发现我已经用了二十多年去研究表演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已经有资格说一句，我是真的热爱这个职业，我愿意为它花几十年的时间。”

选择一个童话，选择一场冒险的旅程，选择自己想表达的命题，再到选择长久地扎根在演员这个职业当中。现在的姚晨，选择拥抱那些她所相信的，像拥抱一场戛纳的雨，一阵海边的风，和一片北京的火烧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