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创 也谈《我本是高山》争议，在批判与赞誉之间，到底哪个更重要

我见“理性谈论争议”的言语当中，有一句特别有趣的话：对于一部电影有争议，至少应该看完了电影本身再去争议才是。

我不太同意这个看法。如果这个看法真的可以达成共识的话，那可能后续会意味着更多的麻烦。比如说，一部院线电影，为了调动更多的影迷入场观看，会故意制造大量的、此起彼伏的网络争议。如果网友们都秉持着参与网络争议话题就必须先看电影的原则的话，那参与网络争议的话题成本，就被提高到了38元的单张电影票的平均票价上。

理性参与争议话题的讨论，需要有一个双方负责的机制。第一方，是批评方。对于《我本是高山》的批评者，需要站在有理有据的角度上，拿出真正的论据材料来，对这部电影进行有的放矢的批评。第二方，则是《我本是高山》的编剧导演和主创方，需要正面回应影迷们的这些批评。比如，支撑女主信仰的问题。比如，为什么是女性酗酒而不是男性酗酒的问题。等等。

如果大家都围绕论点、论据和论证这“议论文三要素”展开的话，其实，大量的电影争议都可以越辩越明，而不是目前这种快成熟糊涂账的状态。而随着大量论据材料的进入，尤其是电影主创方论据材料的进入，网友们是不需要先观看影片，才能参与争议话题的。因为这些论据材料本身，就可以支撑论点。过分强调只能先看电影，才能参与争议话题，则更像是营销话术。

咱们当下影视交流当中的很大的短板便是，编剧导演会“骂大街”，但不会拿着影视剧作品当中的论据材料去认真回应批评。比如，前阵子，我批评某个“热播”的都市律师题材的悬浮剧，指出了剧作当中大量的常识错误、司法错误。编剧不是认真回应这些“错误”，不是用论据材料证明这些错误不存在，或者大方承认错误，而是造谣说我诅咒她早死。

咱们影视工作者们真正应该赶紧培养起来的能力便是，面对影迷、观众有理有据地质疑、批评的时候，能够有理有据地回应，尤其是依靠影片、电视剧自身的内容作为论据材料，证明自己是对的，观众、影迷是误解的等等。缺乏这个能力，就容易陷入到“骂大街”、“造大谣”的状态当中去。越“骂大街”，网友们越不买账了。

以上，是我对《我本是高山》这部电影面对的网络争议的个人看法。以下，则是我对《我本是高山》这部电影本身的看法。

先说一个和这部电影无关，但也可能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地方。院线电影《喊·山》上映之后，我看完了电影之后，给这部影片找出了十几处错误。比如，八十年代的山西山区，不会顿顿吃大米饭，我们那，不种大米。比如，当年，在山西山区，死个人，赔偿真的不会好几万。等等。

《喊·山》为什么会出现十几个错误呢？我过后认真想了想，其实是编剧导演杨子属于早早就去了国外生活，造成他对中国文化本身，尤其是中国乡土文化本身，非常默然。面对着十几个错误，杨子导演怎么做的呢？——我被他的工作人员请出去了。我想，《我本是高山》的编剧导演，是不是陷入到了杨子一样的状态当中去了呢？

《我本是高山》这部电影，不太容易处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部电影是吃不准自己属于批判型电影，还是赞誉型电影的。张桂梅校长这位原型人物的故事，表面上看，是赞誉的、歌咏的，是肯定张校长几十年来为女性学生谋求教育权利的付出的。但是，张桂梅原型背后真正的情感价值、社会学价值，是我们这个时代，终于有能力重新审视女性受教育的问题了，敢于直面当年不能直面的问题了。

把“张桂梅”放在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，我们这个社会可能依旧没有直面的能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批父母，就是张桂梅校长所反对的。当年，我们这批父母，就是反对女孩子受教育的。宁可让女孩子当未成年童工，也不让她们去上学，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，当年，就是有父母持有这种看法。当年，我们说“张桂梅”对，可能大量的这类父母是反对的。

如今，我们这个时代，终于进步了。张桂梅对！可以达成共识了。所以，围绕“张桂梅”展开的电影、电视剧都出现了。最应该在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出现的“张桂梅式”的影视剧，未能在当年出现，只能在如今出现。影视剧本身，其实已经属于落伍的歌咏式了。

放在当下，这种歌咏本身，就意义不大了。而批评与批判，则更具备坚韧的力量感。所以，要讲好“张桂梅”的故事，最应该直面的是国民性问题——我们当年，何以如此？这种女孩子不用读书、只用换钱的价值观，是何以形成的？

影视剧创作，首先是哲学工作，是编剧用哲学社会学的思维去思考时代和时代内容，然后，用自己的思考结果来回补社会与时代。当一部影视剧作品，一门心思地只会歌咏的时候，它也就没啥价值可言了。《我本是高山》有没有哲学社会学的思考呢？若是有，面对当下的争议，编剧导演最好的回应方式，就是抓紧写一篇小作品，用影片当中的论据材料，来证明自己思考的成果是什么。若是没有这份思考，编剧导演则不妨大大方方地承认，他们就是用歌咏来沽名钓誉。（文/马庆云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