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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起案件

张艺谋新作《第二十条》自2023年中旬开机，借《狂飙》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《漫长的季节》的豪华班底，短短几十天匆匆完成拍摄及后期。

现如今看，老谋子回归「现实主义」舒适圈，怎么拍怎么有。

昔日如《秋菊打官司》、《有话好好说》等作品，以小见大，聚焦个人，情节曲折；

今则《第二十条》、《一秒钟》以人情为镜，广纳群像，映射现代社会的纷繁，深挖人性。

看完电影后，其实我和大多数人一样，沉思良久。

因为此片非止于笑泪，更引人深省：

“于现实之中，启迪何在？反思何处？示范何物？”

或许，就像电影「以无声胜有声」的演绎——

法之威，源于民心朴素的期待。民众求的不仅是对错，更是公正。

韩明（雷佳音饰演），一个为了儿子能在学校里头昂挺胸，从乡下调城里的检察官。

刚调进检察院，就不得不面对三起搅得一身麻烦的“正当防卫”案件。

首先是张贵生案。

张贵生（杨皓宇饰演），一公交车司机。

因为挺身而出阻止俩死流氓骚扰姑娘，结果反被揍得半死，最后忍不了反击了一下，导致流氓甲当场开瓢；

接着是韩明儿子，韩雨辰（刘耀文饰演）。

看不惯学校里的恶霸欺负人，一激动就动手了，结果把人家鼻梁打折了，被校霸他爹给告到局子里了。

最后是王永强（潘斌龙饰演）案，也是电影的主线。

一个老实人因借村霸高利贷给女儿治病，被村霸欺负到家门口，一怒之下就拿起刀子，把人给捅了。

这三起案件犹如一镜三面，映照出一个案件自孕育至终结的全过程。

同时也描绘了一种「社会现象」：

作恶者因己之过而受害，反获“法律庇护”。

此种逆逻之态，挑战了民众固有的情感与道德判断。

由此构成了影片的核心矛盾——

人情与法理之争。

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

电影中，三起案件，毫无例外都是：

终有一事，令“弱者”折腰。

王永强，为女筹医费，负债于恶人，自此一家沉沦霸凌之苦海。

随后妻子被凌辱，非但伤身更伤心。

妻子郝秀萍（赵丽颖饰演）欲绝命，相信看到郝秀萍从门走出的那一幕，没人不会为之一颤。

若恶有重轻，此情此景，定属极恶。

其形，狼狈至极，无声之绝望，尤胜哀声。

见此情形，王永强血性复苏，手持剪刀，一番搏斗，致刘文经（阿如那饰演）命悬一线，自己也步入囹圄，待判于法。

古语有之，“杀人偿命”。

但王永强辩称，刘有备刃，己为防卫，才会先下手为强。

可监控摄像头只拍到了两人打斗的情景，并没有拍到车里是否真有刀。

在法律的裁判下，真相模糊，众人倾向于定罪。

唯独吕玲玲（高叶饰演）检察官，持异议，但奈何力单势孤，难以为王永强翻案。

在案件的决定性阶段，恶霸的家人对郝秀萍施加了极端的压力，他们绑架了她的女儿，逼她签下一份声明，承认与恶霸的关系是为了偿还债务而自愿的。

面对这样残酷的选择，郝秀萍深知，签下那份声明意味着她的丈夫将无法翻身，而不签，女儿的生命又岌岌可危。

在这样绝望的境地下，她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。

若论苦难，郝秀萍的遭遇，堪称极致。

站在建筑的顶端，郝秀萍曾试图抓住那双手，却又在短短几秒后回绝了试图救她的检察官的援手，并坚定地选择了跳下。

她那纤细的身影重重地落在下方的汽车上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。

沉默之中，却有呼啸穿耳。

是深不见底的绝望，而非生活的艰辛，成为压断弱者最后一根稻草——

当无路可走，无人相助；当求救无门，力不足挽；当身负不公之枷，死亡变成唯一的出口。

再说说韩明家那档子事儿。

起初，他是充满正义感的年轻人。

但社会的现实逐渐磨平了他的锋芒，使他从一个「理想主义者」转变为一个「现实主义者」。

刚步入社会时，韩明的工作更多是在幕后辅助，通过不懈努力才争取到的一线机会。

他处理的案件中，一名公交司机因见义勇为落入囹圄（王贵生案），韩明在努力平衡正义与现实的矛盾中，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寻求解决，这种平衡最终得到了上级的认可，也为他开启了新的职业道路。

随着成为社会的一员，韩明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人际网中游刃有余。

他对家庭的态度变得顺从，对工作的态度变得机敏，他的生活似乎围绕着“不惹事”的原则展开。

他的理想不再是改变世界，而是向现实妥协，委曲求全，只求家庭平安，职业稳定。

面对未知的恶意和生活可能带来的破坏，他感到无力和恐惧。

尤其当这种恶意触及到他最珍视的家庭时。

他的儿子韩雨辰，在学校勇敢地站出来反抗不公，结果却陷入了可能影响一生的困境。

尽管他和妻子竭尽全力，各种低眉顺从，却无法改变局面。

当孩子又一次因恶霸报复受伤，向父亲展示了他的选择——这次他没有反抗，希望能减轻父亲的负担。

可韩明作为一个深谙法律的检察官，在面对孩子的伤势和案件的复杂性却感到手足无措：

孩子的受伤未达法律介入的严重程度，加之施害者的匿名性，让正义显得无从施展。

而当面对儿子关于是否继续做正确事情的询问，他陷入了矛盾——

作为法律的维护者，他理应鼓励正义；但作为父亲，对孩子安全的担忧让他选择了沉默。

这份沉默，不仅是对孩子未来行为的犹豫，也是对自身「职业认知」的深刻反思。

可以说，通过韩明的心理深化，影片避免了将他简单塑造为理想化的“正义英雄”。

相反，影片通过轻描淡写的「第四起案件」，即韩明年轻时因捍卫正义而遭遇的不公和儿子当前遭遇的麻烦，使得他对王永强家的同理心得以深化，促使韩明重新审视法律条文，勇于挑战旧有的判决，努力为王永强争取真正的公正。

关于「第四起案件」其实电影描写不多，主要是借由吕玲玲之口讲出，当年为何她喜欢韩明，就是因为韩明身上有股子拧巴的正义感，而这也为韩明的人格深度添加了重要一笔。

也正是这段经历丰富了韩明的角色背景，为他后来在面对道德与法律的抉择时，倾向于社会大义而非个人利益的决策提供了逻辑基础。

此外，还有一点有趣的是韩明的手机铃声，是“公鸡打鸣”的声音。

这也预示着——

“天光久已无眠，而铃音则为唤醒。唤醒那些沉眠于暗夜的人，唤醒我们心底最深处，那被遗忘的善行与温柔。更是为了唤醒那些被尘封的法律，让正义不再沉睡于文字之中。“

这种人物设定，既呼应了韩明年轻时的坚持，也使得电影中的「社会议题」和「人物命运」紧密相连，构建了一条通往深刻社会关怀的逻辑链。

最后是张贵生案，相比于张贵生，我其实更想聊聊他的女儿丫丫（许静雅饰演）。

她不仅失去了母亲，还要面对父亲不公的牢狱之灾，同时忍受着周遭的恶意与讥讽。

尽管遭受了如此多的打击，她的心中仍旧怀揣着对公平的渴望，不懈地为父亲的清白奔走呼号。

但当她所剩无几的希望因父亲的意外去世而破灭时，她的绝望达到了极点。

面对韩明，她提出了一个撼动人心的问题：

“我父亲是坏人吗？如果当时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”

这个问题让韩明陷入了沉默，因为他知道，在这个小女孩面前，任何关于法律和逻辑的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。

这也让韩明以及所有的观众一同陷入了反思：

“法律应该让坏人的犯罪成本更高，而不是让好人的出手代价更大。”

为苍生请命

“如果追求正义一定要付出代价，这个代价谁来承担？”

电影中的这句台词深深触动了我。

王永强一家的不幸遭遇虽引起众人怜悯，但在法律的严格逻辑前，这份怜悯似乎无力改变什么。

当法律的界限模糊不清，当人在极端压力下无法做出完全理性的判断时，是谁来定义什么是「过度反应」，什么是「必要的自卫」？

面对法律界的种种挑战，不只是来自行事霸道的家属（如电影中的刘家）的直接压力，更有历史上类似案例所设下的先例框架。

由此，在正义与过度反应之间的界限模糊时，如何作出判断成了一个复杂问题。

王永强案件要求重新审视“故意伤害”的定义，可能会动摇到司法系统的根基，带来预料之外的复杂情况。

那么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：

“如果追求正义需要付出代价，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放弃呢？”

“如果为了正义而战必须承担代价，那这份重担又该落在谁的肩上？”

“如果法律界不主动寻求变革，如果每个人都选择自保，那么这重代价无疑将由最普通的人们来承担。这些人，正是像王永强和郝秀萍这样的普通家庭，是像张贵生那样无辜受害却无处申诉的个体，是每一个在逆境中挣扎却感到无助的人。”

电影《第二十条》灵感源自《刑法》中的“正当防卫原则”。

旨在阐释当个人或他人面临不法侵害时，采取适当行动保护人身、财产安全无需承担法律责任的法理。

尽管自1997年“新刑法”实施以来，正当防卫的相关法律条款已成文立法，但长期以来这一规定几乎未被有效运用。

甚至被法界人士形容为“沉睡”的规定。

直到2016年山东的“辱母案”到2018年江苏的昆山反杀事件，这些案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正当防卫条款的广泛讨论。

（图片来源网络）

起初，于欢因保护母亲而造成重大伤害，社会舆论倾向于支持他的行为。

案件从初审的无期徒刑到上诉后的刑期减轻，展示了正当防卫认定的复杂性和挑战。

昆山反杀案因视频证据清晰，以及受害者形象的公众关注，成为了判定正当防卫的标杆案例，警方最终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，无需承担刑事责任。

（图片来源网络）

这些案件的发生，不仅唤起了对刑法中正当防卫“沉睡条款”的关注，也引起了司法实践中对该法律条文应用的重新审视。

2020年，最高法、最高检和公安部共同发布的《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，标志着正当防卫条款的实际运用迎来转机，旨在降低办案难度，减轻办案压力，并确保法律条文得到有效执行。

说到这里，很多人会认为电影中对于「王永强案」的改判，是因为韩明发起的听证会或是因为韩明自我意识的觉醒，要帮助受苦受难的人民，其实根本原因并非如此。

“听证会不具备法律裁决的权力，它主要作为一种沟通协调的平台，用于检察院向其他相关部门或参与者阐述观点、争取支持。实际上，做出最终决策的权力依旧掌握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手中。”

它的改判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介入这起案件那会儿。看似突如其来的介入，实则是对现行判决模式的一种质疑，预示着可能的变革。

这种高层的介入，通常出于两大原因：

要么是对现状的肯定，要么是为了彻底的审查和改变。

显然，在「王永强案」中，最高检的参与并非为了表彰，而是意在深度审视。

当中央指导组莅临之际，检察院领导的态度变化和案件处理的权责转移，无疑反映了组织内部对于处理方式的思考和策略调整。

从宏观上讲，法律的首要职责是“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”。

在过去，法律判决倾向于保持社会稳定，不鼓励个人越过法律界限行事，以防止私力救济成为常态。

这也就很好解释了为什么韩明在吕玲玲调离之际，会拿出一份份过去相关的案件，并生气的告诉她，“以前都是这样判的”的原因。

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透明度的增加，人民对于法律公正和效率的要求日益提高，以往为稳定服务的法律规定开始暴露出局限性。

或者说，对于部分案件应该“因情况而定”了。

就像吕玲玲崩溃时所说的，

“ 究竟是何种绝望，驱使一位无法言语的母亲，留下自己身有残疾的孩子和身处囹圄的丈夫，选择孤身一人面对死亡？”

这是一种对法律的绝望。

电影就此突显出一个核心观点：

法律的发展和进步，本质上是公众对公平和正义渴望的直接反映。正是广大民众对更高法律标准的期待，推动了法律的演进。而最高检察院的改变，反映了对民意的响应，意在通过案例改革引领法律实践向更加公正、合理的方向发展。

因此，最高检和中央指导组的介入，以及检察院领导的支持，标志着对旧判决模式的重审，旨在树立新的判例，以此响应人民对法律正义的基本诉求。

《第二十条》也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参与制作的。

由此，可以看出其本质超越了艺术创作和商业利益，更多地承担了法律教育的使命。

它让执法者认识到为何执法，如何执法。

也让百姓知道如何守法，更让百姓知道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。

“法不应该向不法低头”。

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，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。